福音大师认为，象数派就是自然科学，义理派就是社会科学。
6000年前的河图易，是自然科学的发端。易经象数就是古代的自然科学。科学，科从斗，斗表示天文星占，禾指农业生产；学的繁体字“學”，是一位学者（子）在占卜（爻）。所以科学确是源于象数学。
易学中的象数，是以可感知的形下器物、乃至人事吉凶祸福为对象。易学中的义理，则以形上的道德人伦，即君子之道为对象。象数讲的是事实之必然，义理则着重讲价值之应然。两者同属易学，但对象与层次不同，不能混同。
三易（连山易、归藏易、周易）都是象数理论，但是到了周易时代，孔子注解周易作易传，在这个时候也就出现了义理派。《周易》是经学，讲象数，《易传》是论学，则侧重义理。
孔子“下学而上达”的心路历程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
十五至四十，还处于“下学”阶段。五十至七十，才是到了“上达”的阶段。上达经历了三个时期、三个层次，并非一蹴而至。
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是“五十以学《易》”的结果；因“知天命”而“畏天命”，知富贵“不可求”而“居易以俟命”。这是宇宙决定论思想。因为从这里发现人是有命运的。
“六十而耳顺”，是知人性的结果。《中庸》说：“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”。在“知天”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“知人”。天地有阴阳刚柔、盈亏否泰、盛衰生灭，这是决定论。人道有君子小人、是非善恶、吉凶祸福，这是价值论。天道不可逃遁，只能趋吉避凶。人道则容许选择，蕴涵自由意志，所以，孔子说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君子“畏天命”，故“居易以俟命”。反之，“小人不知而不畏”，故“行险以侥幸”。孔子肯定君子，贬斥小人，明显地是一种价值选择。《中庸》说：“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”。应该说，孔子五十六十，不论知人知天，还只是在宇宙决定论的框架内作出价值选择，即认识到“命由天作”的必然性，与“福自己求”的可能性，因而对人生采取“择善固执”、“依乎中庸”的态度，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，安于义命。
到了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则已经是超凡入圣，“上达”至自由意志的境界。不逾矩，则一切行为已无太过无不及的偏弊，达到了中庸的“至德”。到此境界，趋吉避凶已失去意义，所以孔子才能够说“不占而已矣”。孔子从知命到造命，从“乐天知命”到“从心所欲”，一共经历了三十年。
《中庸》说：“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”达到至德与至道，已经是“显微无间，体用一源”（程颐语），类似庄子《齐物论》所说“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”的圣境，超越宇宙决定论，所谓“超乎象外”（诗品），非象数之所能及了。
问题是，超越决定论，是否可能？《尚书·大甲》说：“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”又《尚书·蔡仲之命》说：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”老子说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《尚书·伊训》又说：“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古人所谓“克念作圣”，并非无据可稽。《易》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，这一点必须明白。《系辞》讲积善邀庆成名，积恶招殃灭身，是孔子对古圣超越思想的发扬光大。
这里特别重要的是：我们终于看清楚，孔子如何开拓了由决定论上达自由意志的道路，这就是：“择善固执”，“依乎中庸”。老子说：“善者我善之，不善者我亦善之，德善。”智者大师说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”孔子说：“素其位而行。”老子说：“和其光，同其尘”。佛陀说：“随缘不变。”令人惊奇的是：孔子、老子、佛陀三圣上达自由意志圣境，竟然是殊途同归，不谋而合。这就使我们无法不相信：圣人之道揆一。
看《易传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孔子既讲象数卜筮，又讲道德义理；既讲天道吉凶悔吝，又讲人性是非善恶；既承认决定论，又强调君子之道，追求自由意志。可以说，原始《易经》的基本精神是决定论，而到了孔子作《易传》，才发生了质的变化，即在承认决定论的基础上，强调君子之道，强调自由意志，从而在象数与义理两个不同层面上，消除了事实与价值的冲突，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哲学家的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。在人类思想史上，这不能不说是一桩石破天惊的伟大事件。
综上所述，可知孔子作《易传》，其内容包括象数与义理两个层次，即观象玩辞，观变玩占，从言、动、器、卜四个方面，以传解经，经传统一。但两者层次不同，有先后轻重之分。《易经》重象数，只论盈虚消息，只求趋吉避凶，其主旨是决定论。《易传》重义理，强调以君子之道处变，从而超越象数，其主旨是价值论。当然，《易传》的目的是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（贲卦彖辞），超越象数，上达圣境，毕竟不是其应有之义，故孔子并未明言，这一点又不可不知。
历易汇通与阴阳家历易同源相涵，所以《易》象数之学包括医卜星相，都离不开掌管星历的羲和之官——阴阳家。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论阴阳家，实际上也就是论《易》的象数之学。《易》与阴阳家并无实质不同。《周官》“太卜掌三易”，就是掌管三种卜筮方法，不论何种卜法，都离不开历法象数。战国时三易与阴阳家合流，是历易汇流的必然趋势。《归藏》易可能就是在这种潮流中被湮没的。《黄帝内经》干支运气历，大概是由《归藏》易或医易的原型演变而来。它以物候与人身小天地为依据，用干支配合的六十花甲子来纪年、月、日、时，以纪万象生化过程，是一种有别于太阳历与太阴历的特殊历法，即以太阳周天三百六十度为依据的所谓三百六十日法。《黄帝内经》生命哲学思想，是一种极明显的宇宙决定论。
易学两派的分途发展汉代以后，《易》与五行干支运气思想结合，与阴阳家合流，散入民间，象数之学大兴，义理晦而不彰，终于形成了经传割裂、分途发展的趋势。西汉孟喜、焦延寿、京房以卦气占验说易，包括纳甲、飞伏、世应等法，为汉代象数易主流。东汉郑玄以“爻辰说”解释经文，以“五行说”解释筮法，说易一以象数为主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汉代以象数解易的另一大家是魏伯阳，其《周易参同契》以爻象论道家丹鼎修炼之术，开启后世道家易先河，深契《易经》象数原首。但儒者囿于门户，多不理解。
易学中上承《易传》义理以解易的，首推三国王弼。他一反汉代社会拘于象数的阴阳灾变思想，扫象言理，杂以老庄，专明人事，注重形上之道，轻视形下之器，主张得意忘象，得象忘言，揉合孔子《易传》“圣人之道”与老庄玄义，力矫流弊，影响及于隋唐。但王弼挹流塞源，矫枉过正，割裂象数与义理的依存关系，此一偏弊，对后世儒家片面以义理解经的风气，有极大的影响。隋唐佛教大盛，学者崇尚虚无寂灭之教，《易经》王注以玄义解经，思想与之相应，自受重视欢迎。
但《易》为探索万象生灭变化之书，象数之学依然受学者与社会重视。李鼎祚纂辑《周易集解》，集汉唐三十五家易说，宗郑玄，排王弼，保存了不少前代资料。此外，僧一行以《易》大衍之数推合律历，是历易同源汇通的典型，也是对象数《易》的杰出贡献。宋代是易学象数与义理并兴的时代。北宋陈抟、邵雍创立“图书易学”，使象数易出现了新面貌。河图洛书以十（九）个数字表示四象五行，包括时间（时序）空间（方位）及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行。河图顺时针右旋表五行顺行相生，洛书逆时针左旋表五行逆行相克，其本来涵义是把宇宙时、空、物变化过程量化，与律历、《易》象数并无实质不同。后人不明所以，以致聚讼不休。邵雍以十二与三十两个数字迭相为用，统元、会、世、年、月、日、时，其寓意似与干支运气历相似。周敦颐作太极图，完全歪曲伏羲据历画卦原义，是象数易的一个异端。宋代义理易学首推程颐易传，虽说义理与象数是“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”，但他明言“予所传者辞也”，“推辞考卦，可以知变，象与占在其中矣”。但是，不观变玩占，何由而能知何卦何辞？这种只讲观象玩辞，抹煞观变玩占的观点，显然是失之偏颇的。
南宋朱熹作《周易本义》，在肯定程传义理价值之外，特别强调象数的根本意义，说“易本是卜筮之书，程先生只说得一理”。朱熹认为“先见象数，方说得理，不然事无实证，则虚理易差，然义理象数一以贯之，乃为尽善。”这是持平之论。朱熹又作《周易参同契考异》，重视道家易的价值，识见自是高人一等。
清代易学首推李光地奉敕撰修之《周易折中》一书。其卷首《凡例》主张“言义理、言象数，但折中于朱子可矣”。其《纲领》三篇，结论也是“义理象数，一以贯之，乃为尽善”。此书虽偏重义理，但主张理数一体，《启蒙附论》一篇，特别肯定象数的意义，认为是“万理于是乎根本，万法于是乎权舆”。此外，李光地《周易通论》一书则以消息盈虚、观天道以修人事立说，态度是公允的。
晚近说易，首推尚秉和《周易尚氏学》。溯流探源，立论精当，对矫正王注程传不重象数的偏弊，意义甚大。
医易——《黄帝内经》生命哲学象数派中最重要的一个系统是医易。中医经典《黄帝内经》的理论依据是干支运气历，这可能是由黄帝《归藏》易的原型演变而来。内经所谓“生气通天”、“脏气法时”，完全是根据“人身小天地”，即三才之道立论。战国秦越人《难经》、汉代张仲景《伤寒论》六经辩证、晋代王叔和《脉经》，以及经络学说、子午流注针法等，都是在此经典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唐代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在开头《大医精神》一章中，特别强调了医家精通术数的重要性。明代医学家张介宾作《类经图翼》及《类经附翼》，对医易汇通理论作了重要的阐发。易学象数是术数家医卜星相共同遵奉的理论，而医家列于首位。任何否定易学象术的思想，都无法跨越中医“人身小天地”的理论（参阅《从黄帝内经生命哲学看生命过程的时空模式》一文）。可以断言：黄帝内经生命哲学将成为未来世纪生命科学的指导思想。
象数义理，一以贯之纵观易学源流，我们可以看出：象数与义理，本来就是易学的两个层次与两项内容，各有其存在的依据与价值，没有理由在两者之间别其轩轾，作出褒贬选择。最重要的，是必须认识，哲学上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分歧，必然与自由的分歧，如何主宰着易学研究中象数与义理两派的分途发展。其中，象数派中的医卜星相等阴阳术数，又与人的民生日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自古及今，从未中断其影响，其存在价值不容抹煞。当然应当肯定，孔子《易传》的最高目标，是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这是希贤希圣的境界，非经由“下学而上达”的历程不可。所以，孔子说： “君子之道鲜矣！” “知我者，其天乎！”
义理派和象数派有什么不同
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，两派指象数派、义理派，六宗指占卜宗、禨祥宗、造化宗、老庄宗、儒理宗、史事宗。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，占卜、禨祥、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，老庄、儒理、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。学术界一般把以抽象、概括的意义解释《周易》的易学流派为义理学派，以具体物象解释《周易》的易学流派为象数学派。从整个易学史发展过程看，两派的互相攻讦一直没有停止。当代学术界对义理学派的研究比较深入，也比较公允；对象数学派的研究则不够深入，也有失公允。象数派偏象数，重在发明各种象数体例；义理派偏义理，重在宣扬各自的哲理、伦理思想。虽如此，然均是“偏向”却没有“偏废”，言象数者未废义理，言义理者未废象数，至宋代已出现合流、互补趋势，只是元明清直至近代未能很好地发扬这一传统。从本质上看，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，实际上都是在假借象数阐发义理，即“假象以寓意”、“假象以明理”，只不过各自假借的“象数”、阐发的“义理”有所不同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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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理派和象数派有什么不同？
周易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，周易本质为卜筮之书，自然不会错，问题在于《周易》书中也确实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，一种意见认为周易是纯粹的卜筮书，研究《周易》就是为了弄懂卜筮，进行占卜，也就是为了算卦，就是为了预测前途和吉凶祸福，另一种意见认为，周易实质上是一部哲学书，占卜只是它的躯壳，外壳里面才是它有生命的活的灵魂，研究周易就是为了弄清它的哲学内涵。持前一种意见的，就是所谓的象数派，持后一种意见的就是称为义理派。象数、义理两派纷纷纭纭，互争短长，其余波流衍，至今犹在，今天我们不想对两派成败得失去枉作评论，我们只希望人们能以更为宽容的心胸、更为理智的精神状态安全观认识它，如果我们不作违心这论的话，我们大概不能不承认，不管是在人类历史上蒙昧初创的远古，还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，占卜以它特定的行为，似乎从就没有绝迹过！正如老子所言“人之迷，其曰固久”过去，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把“迷信”行为归源于人们的愚昧无知，归源于统治者的愚民和欺骗。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面前，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是不攻自破了，从更深的层次来观察，人类生活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，每一代人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，他们必定有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，也有自己的知识、理智无能为力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棘手之事，每到这各种时刻，个人的自由意志往往无济于事，人们便不得不归结于一种不可捉摸的命运！
当人类的智慧不足或毫无用场的时候，人们行事也就丧失了所谓的理智标准，他们便只能借助于某一种偶然的东西去作为自己是与否、行与止的指南，各种精致的或简单的占卜之类的东西便成为最好的决定工具，所以占卜的行为存在，如果作为一种文化的和社会学的现象去思考，它的主要作用或深刻意义，并不在于卜筮的结果的准确与否，而在于卜筮的行为本身，即它所具有的文化咨询功能。当你彷徨歧路无所适从的时候，当你在苦苦的思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你偶尔会依靠卜筮的力量在增强自己的信心，你会获得鼓励，形成对某件棘手事件的判断和决定，决断是否正确我们暂不考虑，关键是由此而改变了犹豫不决的状态，摆脱了那种难下决心的焦虑和痛苦，因此，只要人类的知识、理智和智慧对现实问题还存有局限性的话，占卜行为就有其存在的土壤与市场，古代卜筮完毕，往往要追踪休咎之验，官方卜筮要记录存档。可见卜筮之事自古就是认真而严肃的。在实际的卜筮活动中，人类自己的心灵深处，也不完全视卜筮为神灵的启示，试想一下，如果千百年来，那些卜筮者都在一味地迷信鬼神，都在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，胡说八道，那么何以会拥有那么多热心的信徒，事实上，许多高明的占卜者，对事物的预料往往带有相当高的准确率，当我们把占卜活动作为封建迷信的时候，我们却常常对它的准确性感到困惑莫解，做不出合理的解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