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风水规划(图文)

  城市风水规划

  两千年前,罗马建筑师兼工程师维特鲁威在他的名著《建筑十书》中,谈到“动物的身体和土地的健康性”时,曾这样写道:

  对于城市本身,实际上,这些就是原则。首先是选择最有益于健康的土地。即那里应该是高地,无雾无霜,注意到天空的方向,要不冷不热,而且温和,此外,还要避免沼泽的邻接地带。因为早晨的微风随着太阳上升向市镇方向吹来,上升的雾霭随风在一起,沼泽动物的有毒气息便与雾霭混成气流,要扩散到居民身上,这时那里就会成为不卫生的地方。又如果城市临海,朝向西方或南方,那就是不卫生的。因为通过夏季,南方的天空在日出时就热,正午时灼晒,而朝向西方的天空在日出时温暖,正午时炎热,日暮时灼晒。因此,当设置城市时,我认为必须注意从暑地吹来的风能扩散到人体上的方向。

  有益健康,合于卫生,这是古代西方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。它弥散着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气息。与此不同,古代的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,更多地则是为了满足zhengzhi和军事上的需要。

  和其他相比,历史上战争之多可谓奇观。据不完全统计,自殷周以来,大大小小的战争就爆发过3700多次。多则多矣,可战争技术两千年间却一直以冷兵器为主,基本上无大的发展。因而,城在军事上就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战争中的jingong与防守,主要都是以城为对象。由于这一点,所以直到晚近时代,的城始终都以“设险以守其国”(《易经》语)为目的,其建立的基本原则始终都是“易守难攻”。“故为城郭者,非妄费于民聚土壤也,诚为守也!”

  “设险以守其国”是古代建置城市的主要目的,要达到这一点,将城市布置在依山靠水的地理环境中,显然十分必要,因为这样可以“就地之势”(《将苑》语),使自然山水无形中构成了一道城外之“城”,从而收到“守者不出,一而当十,十而当百,百而当千,千而当万”的效果。明代南岭城的选址就体现了这一精神:

  南岭,在永安(今属福建)貉老坪东,去县东南八十里。其高四百余丈,周百余里。四崇中衍,一路可通,险阻可据……万历二年,分守岭东道参议赵可怀议:归善、·海丰、永安、河源、长乐,皆严邑也。贼今幸平,补牢是急。新田,海丰屏翰,南岭,永安藩篱,宜城之。移惠参将于新田,兼制海丰、归善;移惠、潮守备于南岭,兼制永安、长乐。盖新田、南岭在万山中。……其形势,新田城宜垒左,二水交流;南岭城宜垒右,居高临下。亦东西两溪环之……奏可。万历四年,南岭城及公署成。

  从以上赵可怀的“增筑南岭、新田二城”的奏折中不难发现,纯粹出于zhengzhi、军事目的的城址选择原则和民间的风水原理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,即都以“靠山依水”为指向。这种一致性为风水理论应用于城市规划,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条件。缘于此,所以,在历代的城市规划中,不管是有意为之,还是无意使然,事实上都运用了风水原理。下面,仅举数例,以窥全貌:

  北京风水——对于北京城的“风水”,史书中多所记述,其中以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议论最为有名(图55)(图56)。他曾大发感慨的说:“天地间好个大风水!冀都(即今北京)山脉从云中发来,前面黄河环绕。泰山耸左为龙,华山耸右为虎。嵩山为前案,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,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。故古今建都之地,皆莫过于冀都。”对此,《大学衍义补》做了进一步的阐发:“太行自西来……重冈迭阜,鸾风峙而蛟龙走,所以拥护而围绕之,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形势全,风气密,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,兹地实有之。其东则**大海,稍北乃古碣石,稍南则九河古道,浴日月而浸乾坤。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也。况居直北之地,上应天垣之紫微。其对面之案,以地势度之,则泰岱万山之宗,正当其前……自古建都之地,上得天时,下得地势,中得人心,未有过此者。”

  杭州风水——杭州干龙白天目起祖,远不能述。从黄山大岭过峡后,一枝起南峰,从石屋过钱粮司岭,起九曜山、越王山,过慈云岭起御教场、胜果山、凤凰山,过万松岭起吴山,入城。一枝起北高峰,从桃园岭、青芝坞跌断,起岳坟后乌石山,从智果山、保傲塔入城。来龙沿江而下,皆自剥星峦遮护,隔江诸峰远映护龙,直从萧山至海门,生天弧、天角星,从别子门石骨渡江起阜诸山,作下沙,兜转右界水,自严州桐庐流入钱塘江。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。可惜两界分流未合,城中诸河塞阻秽浊,脉络不清,西湖之水又从昭庆左分出流,断北龙,致使形势不很完全,风水造化难称佳胜。

  这一点,宋代堪舆名流傅伯通曾经谈及过。时值宋室既将南迁,傅伯通受命往相临安(即今杭州)风水。经过一番勘察,他向宋高宗赵构上表一份,报告说:“顾此三吴之会,实为百粤之冲。钱氏以之开数世之基,郭璞占之有兴王之运。天目双峰屹立乎斗牛之上,海门一点横当乎翼轸之间。”在做了如此一番吹嘘后,然后话锋一转,来了个“但是”,认为此地:“文曲多山,俗尚虚浮而诈;少微积水,士无实行而贪。虽云自昔称雄,实乃形局两弱。”因而得出结论说:杭州“只宜为一方之巨镇,不可作百祀之京畿。驻跸仅足偏安,建都难奄九有。”此报告一上,宋高宋既升杭州为临安府,并称行在(图58)。说来也巧,宋室后来也竟然以偏安结局。

  绍兴风水——绍兴是***同志、鲁迅先生和秋瑾女土的故里;此地文运昌盛,人才辈出,向有“师爷之乡”的美称。春秋时,越国曾建都于此。其龙脉从新昌天姥山而来,自亭山入城,起城隍庙山,逆转而结,坐虚向实,前以秦望、方屏为朝,苍翠可爱;后坐镜湖八百里。可惜的是,此湖早在明代就已干涸,因而**澄清之势已不可见。此外,由于水口过浅,排水不畅,遂致平原烟迷雾罩,湿度过大。

  福州风水——“福建省城,闽君瑶原建都山中,后迁出,就横塘,江水潴聚于前,峡江双峰对峙,关锁门户(图59)。”明布政司衙门前对五虎山。由于该山石势雄奇,大有煞气,并据传说“门开则祸立至”,所以衙门中门经常关闭。

  广州风水——广州地脉发自南岳,其首大庾,其足越秀。“大庾东驰至海而尽,广州宅南之陕,自为堪舆,而罗浮离立天外为之镇。”越秀山为广州主山,珠江则为广州界水。明初,扩建广州城,曾将北城墙修到越秀山腰。城东、西、南三面皆有濠,唯独北面没有。考其原因,除了山地多石,难以挖掘外,关键还在于担心“地脉一断,则数千里神气不相贯”,破坏了一城风水。当然为了补此不足,有人建议在城外筑建空心墩台,上置大炮护之,又于城头一带,多筑横墙,自相隐覆,使敌人登高觇我,不能知城上虚实。至于此策是否实行,则不得而知。

  风水对古代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。翻开任何一部明清时期的府志、州志和县志(图60),我们都不难找到与以上例证相类的有关该地该城风水的记载。从某种角度看,古代大多数城市的位置都可以说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选定的;风水理论可以说就是古代的一种聚落区位理论。

  选址的功能在于确定城市的外部环境,当这一工作完成后,如何对城市内部的空间进行组织就成为规划者和建筑者的任务了。在这方面,风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市重要建筑的布局与城市中轴线的确定上,即以全城(或宫殿、寺庙、陵寝等建筑群)的中轴线面对某些山峰(祖山、主山、朝砂、案砂),构成一组对景,以壮城之形势。例如北京故宫就被布置在全城的中心位置,其中轴线就正对着“大内之镇山”——景山;隋唐东都洛阳城的营建也运用了这一手法,城中心前端直指龙门山双阙,背后则正对邙山一峰,远远望去,颇为壮观。

  又如作为南宋行在之地的临安府城在营建过程中,为了合于风水之说,依山傍水,故将其禁城,即大内,布置在城之西南风凰山麓一隅。结果打破了城市规划中通常将宫殿布置在城的中心居北的传统,使地理方位中的左东右西的习惯称呼也为之颠倒,且沿称至今。如南宋时左三厢在西,右三厢在东等。又如明清广州城的中轴线也被布置在越秀山的正脉上:“越秀耸拔三十余丈,旧有番禺二山前导,今巍然三峰独峙,为南武之镇。城跨山腰而出,下有二门,左曰大北,右曰小北。中峰之正脉,落于越主故宫,故都使司署是也。”看来,不仅明清的广州城正接越秀来脉修筑,而且远在汉代,南越王赵佗就有意将其宫殿布置在越秀山的正前方。相隔一千多年,而城址居然无大变化,由此,我们不能不赞叹风水文化的生命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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